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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上海房价凭什么比东京实际贵出8倍
在东京一家日本跨国公司工作的北京人王栋，这些天挺犯愁。
公司人事部已经和他商量，准备在明年3月调他到上海工作，而他在半年前刚刚娶了一位日本人同学做太太，被窝还没捂热。
“男子汉到哪都一样，反正工资不少你一元”，王栋心里是这么想。但是，犯愁的是两个问题：一是东京新买的房子怎么办？二是在上海要不要买房子？
按照大学毕业生的工资计算，东京人与上海人的收入相差8倍以上
和太太商量了好几次，太太很爱他，回答的总是同一句话：“你决定就是了”。虽然上海的空气比东京灰蒙了一些，她还是愿意到上海来生活，因为她想世博会会很热闹，老家名古屋前几年也曾热闹过一阵子。
看不懂的上海贵宅
王栋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在这一家公司里已经工作了6年。工资从最初的20万日元（约1.5万元人民币）一月，也已经涨到了32万日元（约2.3万元人民币）。与同龄的中国男人相比，他属于“高级白领”。但是在东京，拿这一点钱只够养家糊口，还没有进入小康社会。
在中国市场部负责中国原材料采购的王栋，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到上海工作。二年前，他曾被派驻到上海的中国总部工作了三个月。那一次刚好赶上冬天，公司在中山公园附近给他临时租了一套新落成的公寓，月租7000元人民币，这一价格，刚好与他在东京租借的公寓楼的价格相同。只不过，东京的公寓只有一个房间，而同样的价格在上海则变成了2间。
东京地价贵，但是还贵不过上海的黄金地。
王栋清楚地记得自己在上海的公寓里度过的第一夜。那天半夜醒来，不是为了上厕所，而是被冻醒。他死活不明白，房间里打了30度的暖空调，为什么还是那么冰冷。起来一看，居然发现两扇窗门的合峰处底部有一个酒酿圆子般大小的洞，寒风从这个洞里吹进来，把整个房间的温度给搅了。再一摸墙壁，发现墙体如同冰块，他想象这堵墙除了砖头和混泥土，绝对没有什么隔热保温材料。当然门窗的玻璃也是单层的，隔热功能与陕北人家的窗户纸没有什么两样。
加了一条被子，王栋重新躺在床上时，他想起了东京的家。虽然自己租用的是10年前建成的公寓，但是门窗和墙体都使用了很好的隔热材料，外面是风雪飘飘，走进家里不打空调，也是暖洋洋的感觉。没有比较，还真的不知道。他突然可怜起上海人来，花了一辈子的钱买了一套房子，居然还是居住在“原始社会”。他更想不明白，因为没有使用隔热建材，上海市家家户户为了取暖，一天要白白浪费多少的能耗？
东京人结婚9成租房
今年3月，为了迎娶大学时同班的绫子，王栋下决心在东京买房子。房子位于东京都江户川区，这个位子相当于上海的闸北区。站在阳台上，可以看到东京迪斯尼乐园每晚燃放的焰火。
东京市中心的住宅价格已经出现了10%左右的跌落
东京稍微有些钱的人比较忌讳住到
“新村”或“花苑”，因为这种村落式的群居住宅，在日本属于政府开发的廉租房，叫“团地”。虽然配置有超市和银行、邮局，生活十分的便利，但是，毕竟是三教九流混杂一地，兜里有几个钱的，不往那里住。王栋的房子在一栋单体的12层公寓楼里的第5层。
加上留学期，王栋在日本先后打拼了10年，也只存下400多万日元（约30万元人民币）。民间的日本生活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东京的年轻人结婚，91.5%是租房子结婚。不是他们不愿意买房子，而是凭自己的工资买不起婚房，当然更不愿意做房产公司的房奴。（请参考《日本房地产价格跌入10年来新低谷》http://www.ribenxinwen.com/html/b/200912/11-4821.html）
王栋感到幸运的是，没有接到如上海丈母娘那样“连房子都没有，凭什么娶我女儿”之类的“惊世警言”。绫子的爸爸妈妈说：“好好工作，好好努力，争取在35 岁时能够买下自己的房子”。35岁，那是日本人第一次买房子的平均年龄。绫乃的爸爸也是在这一个年龄买下了一套三室一厅，至今还在还贷。
王栋的爸爸妈妈见了绫子，却一定要拿出积蓄给这位贤惠的媳妇安一个窝。这不仅是中国人娶媳妇的习惯，更体现咱们王家的面子——“中国人不比以前了”。绫子出乎意外的反对，她说“我们都已经工作了，不应该再花爸爸妈妈的钱”。自从读大学开始，除了学费，一切的生活开销都是绫子自己打工挣的，这在日本也是一条最普通不过的做子女的道理。
日本卖房的三原则
王栋看了样板房，房产公司说，这里使用的墙体是一种新型的建材，叫“空气墙”。“空气墙”不仅能够保暖与隔热，而且还具有调节室内湿度的功能。当室内湿度不够标准时，它会把室外湿气吸纳进来，尽量保持一年四季室内的恒湿。
让王栋感到满意的，不仅仅是这一“空气墙”，所有的门窗均是厚实真空的隔热材料。夏天时，室内温度比室外温度一般都能低5度以上。
王栋花了4500万日元（约350万元人民币）买下了三室一厅的新房。房产公司开出的买房条件是，你可以选择不付头金，每月支付10万日元（约7500元人民币）加部分年中年末奖金的方式。也可以选择支付10%的头金（450万日元），每月支付8万日元（约6000元人民币）加部分年中年末奖金的方式。还贷期均是30年。
建材质量的不同，使得日本人享受到更好的居住环境。
日本房地产公司卖房与中国有三大不同。一是日本卖房是按照实用面积计算。王栋的房子刚好是100平方米，如果按照中国以建筑面积来计算卖房的话，应该是130平方米。也就是说，每一平方米的售价约是35万日元（约2万6000元人民币）。
二是日本卖房都是精装修完毕，并配置完基本的设备，如厨柜、卫浴设备和壁橱，而且都是最时新的产品。换言之，拎着包就可以入住。王栋的那一套房子，如果按照上海装修标准来计算的话，装修费至少花了30万元（约400万日元）。也就是说，按照上海的概念，王栋花了4500万日元（约350万元）买下的130 平方米的房子，事实上已经省去了30万元的装修费，实际的购房款只用了4100万日元（约315万元），每一平方米的实际售价只有2万3000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东京新房使用的科技含量很高的“空气墙”等新型建材，以及抗震8级以上所带来的住宅高质量的享受价值。
三是日本购房享受的绝对质量保证期是20年。也就是说，在20年中，房子出现裂缝、倾斜、渗漏等建筑质量问题，房产开发商必须做出无偿修理，并作出相应的赔偿。
上海房价比东京实际贵了8倍
王栋前几天到上海来出差，到闸北区去转了一圈，发现那里的130平方米的二手房，价格已经卖到了400万元人民币，比他东京的新居还要贵。而他半年前买下的新居，估价已经跌到4000万日元，因为你已经是二手房，就如汽车，开了半年，抛售的话绝对跌价。因为日本没有炒房团。
王栋已经接受了公司人事部的约谈，准备明年带夫人到上海工作。但是，他也同时决定，不放弃东京的房子，不购买上海的房子。理由很简单：上海的房价很看不懂。因为东京人的收入比上海人平均要高出8倍，即使上海的房价目前与东京一样，事实上，上海的房间已经比东京贵了整整8倍。
“难道上海的房价没有泡沫？”王栋很纳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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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祥林与金融海啸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萨姆•琼斯(Sam Jones) 约翰尼•凯什(Joh nny Cash)和琼•卡特(June Carter)在大奥普里(Grand Ol e Opry)现场音乐秀的后台初次见面。他们的相识有点像乡村歌曲中的男女主角：他结过婚 ，她刚刚离婚，于是一段感情开始了；两位歌手都有小孩，前妻因他酗酒狂欢于1966年离 开他之前，他有3个孩子。两年之后，他在舞台上向卡特求婚，尽管遭到卡特多次拒绝，但 最终她还是答应了。他们各自又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侣。 他们的人生结局也像是一首乡村歌曲。2003年，卡特心脏手术出现并发症，不幸逝世于纳 什维尔，4个月后，凯什也与世长辞，和卡特在天堂相会。似乎，妻子因心脏并发症去世让 他痛不欲生：“太痛苦了，”在最后一次音乐会上，他对观众这样说道。他一边为他的吉 他调音，一边几乎流着泪表示，这种痛苦“让人难以接受，是最不能让人接受的。” 在刚刚丧失亲人的人群中，凯什只不过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约翰尼和琼相遇前，科学家们 就已经注意到，这种“配偶相继去世的案例”其实并不是个案。到上世纪80年代，医学研 究人员就开始著文提到“应激性心肌病”(stress cardiomyopathy)，又称“心尖球形综合 征”(apical ballooning syndrome)，这个难懂的专业术语用来描述这样一种特殊情形： 经历了一次非常严重的精神创伤之后，人体的大脑会神秘地向血液中释放出一些化学物质 ，而这些物质会削弱人体心脏机能——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心脏完全停止工作。 医学界对此很有兴趣，因为研究人员可能有机会干涉并延长人的生命。另一个行业对这个 现象也很感兴趣——但更多地是去理解它，而不是去阻止它。这些人就是寿险精算师。保 险精算学是一个围绕生与死的统计学科——而心碎现象的统计也变得非常引人注目。一页 又一页的死亡报告显示了相同的显著趋势：夫妻中，一方的去世会大大增加另一方死亡的 几率。悲伤致死——从最一般意义上讲，不一定是死于应激性心肌病——并不是一种罕见 现象，而多少是个统计概率事件。因此，寿险商为了经营期业务，需要把它融入统计模型 中。在2008年3月做的一份研究中，卡斯商学院(Cass Business School)的亚普•施 普鲁(Jaap Spreeuw)和王旭(Xu Wang，译音)发现，在爱人死后的一年里，女性可能死亡的 概率是平常的2倍多，而男性的死亡概率则是6倍多。“这意味着……联合生存年金[继续支 付相同金额，直至被保险人双双死亡]定价太低，而最后生存者年金[一方去世后，向另一 方支付的年金增加]则定价太高，”这份研究的作者总结道。 然而，在卡斯商学院的权威研究之前，保险精算师就已开始把悲伤致死的趋势融入他们用 来计算客户死亡概率的模型中。怎样才能可靠地抓住这种转瞬即逝的关系呢？当然，保险 精算师们靠的是概率。虽然他们无法为一对具体的夫妇设计出一种能够预测心碎综合症致 死的概率模型，但他们可以利用统计学，以一群人为样本，设计出一副相对精确的图景。 他们借用物理学，并以马尔可夫链(Markov chain)模型为基础设计出一个方程：一种表达 一系列统计事件的方式，这些事件的结果互相独立。在物理学上，马尔可夫链过程基于我 们对周围世界最基本的认识，从液体汽化的方式到一滴墨水在一杯水中逐渐扩散的方式。 精算师们解释道，如果你把人视为原子，那么你就可以在人身上运用相同的原子数学了。 … 1987年秋天，一位男子从中国乘班机来到加拿大。这位当时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精 算师的男子叫李祥林(Xiang Lin Li)。在此之前，他和同行的许多年轻学者——全部来自 南开大学——都未出过国门，但他们应中国和加拿大政府的邀请，来到加拿大做一些超乎 寻常的事：研究资本主义。这一小群数学学者和统计学学者将攻读魁北克拉瓦尔大学(Que bec's Laval University)的商学学位。 对李祥林来说，去加拿大是他当时许多不可能的机会中最近的一个，而正是这些机会造就 了他后来的人生。几十年前，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之际，他的家庭受到了迫害 ：他的父亲——一位中层警官，恰好是一位低职位官僚，成了当时红卫兵再教育的对象， 他们一家被赶往中国南部的一个小村庄。在乡下，年轻的李祥林上学的机会非常渺茫，更 不用说上大学了。但他很有才能，再加上他有动力，最终他成功地走进了学堂，而且还进 了南开大学——中国最具声望的大学之一。李祥林在南开大学学习经济学，而就在他通过 硕士学位考试后，加拿大发出了邀请。为了成为被送往魁北克的一分子，他在四个月内学 会了法语——学习语言的劲道似乎能和他捣弄数字时的劲道相提并论。 在国外，李祥林的干劲并没有减弱。去加拿大四年之后，他获得了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 到了这个地步，他没有回国的念头了。在他在外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的微型公开性时期结 束。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和一些民主改革份子相继被革职，而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对 被释放出来的自由主义风气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1989年，中国的一些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被 射杀，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中国。对于那些有志向的年轻学生来说——尤其是对刚在西 方获得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的学生来说，南开这样的大学并不是最安全的地方。 为了表明自己不再回国，他改名为大卫•李(David Li)。从拉瓦尔大学毕业后，他进 入多伦多附近的滑铁卢大学学习保险精算学。而这并不是唯一的变化：从身处讲法语的蒙 特利尔优雅社会到进入一个更世俗、更加以商业为中心的多伦多社会，这一变化意义深远 ，而且经过深思熟虑。据和他一同从中国移民出来的同伴、也是拉瓦尔大学的同学戴杰(J ie Dai，译音)称，“我清晰地记得[李]曾说过，如果你成了一位精算师，你会赚到很多钱 。” … 上世纪90年代，要赚大钱，当然不会是在滑铁卢大学，而是在硅谷、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 。对数学人才来说，硅谷是首选，但华尔街和金融城也在逐渐吸引李祥林这样的人才。19 84年，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10年后他成了美国财长——为他当时的雇主 高盛(Goldman Sachs)投行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鲁宾决定雇佣当时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 学院的学者、经济学家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1983年之前，有一些学者 已开始研究经济学和市场学，但都是出于学术好奇心；布莱克个性独特——是一个严谨的 学者，有成功的著述经验，并还有一个终身职位——他去了华尔街，并冒着象牙塔同事嘲 笑的风险，将理论付诸实践。 鲁宾的豪赌为高盛带来的收入是布莱克薪水的好几倍。在高盛，这位教授开拓性地利用数 学原理去追求利润。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Black- Scholes formula)的发明有一半是他的 功劳，这个公式为市场风险制定一个合理的价格，给华尔街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个原 则成为一个全新领域的奠基性教义，即定量金融学。定量金融学的倡导者试图用智慧来战 胜市场，他们首先利用数学计算风险，利用数学排除这些风险。从事定量金融学的人数迅 速增加。随着苏联的瓦解、军备竞赛的结束，以及1993年美国国会取消了超导超大型加速 器（旨在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物理实验仪器）的建造，粒子物理学家、量子力学专家， 以及电脑工程师都无事可干了。对年轻一代的本科生和博士来说，把他们的知识应用到金 融学，显然是防止他们领域工作流失很好的另一个选择。 粒子物理学家伊曼纽尔•德曼(Emanuel Derman)就做了这样的转变。他于1985年加入 高盛集团，在在布莱克手下工作，最终接任导师的职位。他回忆道，当时大量涌入的“定 量金融家”被称为是“POW”——即华尔街上的物理学家（POW原意为战俘）。另一位华尔 街定量金融学家、现麻省理工大学讲师罗德城(Andrew Lo)引用的缩写词也相当精准。在最 近一次讲座中，他说，现在华尔街真正需要的不是博士(PhD)，而是PSDs：“贫困、聪明， 并且急切想致富 ”(poor, smart and with a deep desire to get rich)的人。在滑铁卢 大学，李祥林非常适合这种描述。他在攻读保险精算博士学位，但没有人希望他今后走学 术道路。于是，199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在加拿大最大的银行之一——加拿大帝国商业 银行(CIBC)找了份工作。 对李祥林这样的毕业生来说，进入乱作一团的商界或许让人有些吃惊，即便拥有工商管理 学硕士学位。像他这样的数学家至多也只不过是个定量金融家，多少被人看不起；如果他 们幸运的话，交易员同事或许会拍拍他们后背，半拍马屁地说上一句“火箭科学家”。伊 曼纽尔•德曼记得，有一次在高盛，他和另一个量子物理学家站在交易所内中央过道 的两边，一位资深交易员从他们之间走过。这位交易员“赶紧跑开，极度痛苦地用双手抓 着头，惊呼道：‘啊……！好强的力场！太强了！让我离开这里！'” 可是，李祥林1998年到纽约时，定量金融家统治了华尔街。那年夏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LTCM)——由定量金融学中最好的专家管理的对冲基金—— 需要从联邦政府处获得大规模 救助。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非但没有警示人们——数学模型可能会让投资者陷入严重的困 境，它还把定量金融视为一个另类的后勤支持任务并将这一观点发扬光大了。这家基金公 司倒闭前的巨大威力，以及倒闭有可能会在金融体系留下一个万亿美元的大洞这一事实， 使人们对一个观念产生了怀疑，即交易员的直觉和经验要比数字情报重要得多。 然而，定量金融家事实上并没有进入交易大厅。他们中的杰出人才仍旧在写论文，研究数 字，把他们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商业领域。李祥林来到纽约，在咨询公司 RiskMetrics集团 工作。该集团是从JP摩根(JP Morgan)独立出来的，但他仍然还是在考虑生、死和爱。200 0年，他在著名的《固定收入期刊》(Journal of Fixed Income)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引发 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在报告中，李祥林玩了一个非常优雅的把戏。借助于他在精算学和保 险学以及对心碎症状的知识，他试图解决华尔街定量金融家最棘手的问题：违约相关性。 市场的功能和孤立的实验室不同，市场是相互联系、相互关联的。对于定量金融家来说， 光试着去了解自己银行投资组合中的各个公司的破产概率还不够；他还要知道一家或多家 公司的破产是如何增加（或减少）其他公司违约的可能性。例如，假设一家银行向两个企 业——分别是乳牛场和乳品厂——提供贷款。根据评级机构，乳牛场破产的可能性为10%， 而乳品厂破产的可能性为5%。但如果乳牛场真的破产了，而且这家乳牛场又是乳品厂的主 要奶品供应商，那么乳品厂跟着乳牛场破产的可能性将迅速上升至5%以上。 事情就这样变得更加复杂了。爱尔兰乳牛场发行的债券和马来西亚软件公司发行的债券， 它们之间的违约概率有何关系？或许你会这样认为，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些企业不仅提供 的产品和服务完全不同，而且地理位置相距遥远。然而，假设两家公司都在从同一家陷入 困境的银行贷款，而这家银行正要求收回贷款，那么情况又会怎样？ 事实上，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就是这样倒闭的。俄罗斯政府债券和墨西哥政府债券之间的相 关程度如何呢？根据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模型（但应当指出的是，该模型使用的数据追溯 到了100年前）显示，一点也不相关。但结果是，俄罗斯和墨西哥两个市场的主要投资者就 是相同的那么几个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时，叶利钦政府债券违约，导致投资者因急 于想降低其投资组合风险而恐慌性抛售墨西哥债券。 李祥林意识到，他的见解具有开创性。7年之后，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突 然，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精算师]试图解决的问题就是那些人正在试图解决的。[贷款]拖欠 就像是公司死亡一样。”而如果他能把痛苦致死的数学理论应用于破产公司中，那么他就 有办法建立一个数学模型，用来评估一家公司的违约对其它公司出现违约可能性的影响。 … 当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想描述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时，他们通常会依靠一条叫联结(copula)的 曲线。Copula是拉丁文中的一个名词词根，意思是一种“联系或关联”，当然，联结可以 和许多变量相连，从中你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在滑铁卢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及 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工作期间，李祥林的研究兴趣在于：如何利用联结曲线使当时的心 碎综合症保险精算模型得以发展。依赖马尔可夫链的问题是，他们制作的人类寿命图景太 过机械化、物理化，甚至是原子化了。李祥林推论道，利用能够更加合理地显示结果分布 的联结曲线，可以设计出一张更精确、更综合的心碎综合症，或者说问题公司的图景。 他决定利用一条非常标准的曲线——高斯联结(Gaussian copula)曲线，更常见的说法是“ 钟形曲线”，或“正态分布曲线”——以绘制并决定任何给定资产组合的相关性。保险精 算师能够在只知道凯什最近开始守寡，而不知道其它任何消息的情况下，告诉他们的雇主 在琼•卡特去世后约翰尼•凯什去世的概率，同理，定量金融学家可以不用知 道有关公司的任何消息，就能告诉他们的雇主一家公司违约有可能对另一家公司所产生的 影响。从这个观点来看，这真的可能，或者是将成为一场数字计算游戏。 到2003年，李祥林的论文使他在华尔街一举成名。到现在为止，他担任过花旗集团(Citig roup)衍生品研究部总监和全球负责人,在11月一个阳光明媚的周二上午，他在年度定量金 融大会(Quant Congress)上做了一个和他的研究相关的报告，如沐春风。在数百名定量金 融同行面前（当时在场的一位回忆道：“这简直是一场科幻小说大会。”），他详细介绍 了自己的模型——高斯联结违约函数。 报告中参杂着方程式、数学引理、拱形曲线和一系列矩阵。之后的提问对他充满敬意，非 常专业。李祥林似乎发现了风险管理拼图的最后一块，而自定量金融人才引入华尔街以来 ，各大银行一直在努力把这块拼图的各部分拼接起来。 … 到2001年，相关性成了大事。一股新的热情在令控华尔街涌动——与导致上世纪80年代早 期股票期货和衍生品爆发的布莱克-斯科尔斯(Black- Scholes)模型一样具有创新性。这就 是结构化金融，使华尔街20年的定量金融发展达到高潮。基本原理很简单：银行不必再承 担风险了。相反，银行可以使用复杂的数学原理并制定模型对风险进行定价，然后将这些 风险打包，像交易其它普通有价证券一样进行交易。 抵押贷款就是个最好的例子。银行没有选择借出抵押贷款，然后在贷款期限内逐渐收取利 息，相反，它们开始把这些贷款捆绑在一起，销售给那些专门设立的表外空壳公司。这些 公司转而发行债券募集资金。而通过使用由定量金融专家制定的模型和数学原理，银行就 可以调整抵押贷款组合的结构，确保针对投资者发行不同风险的债券。然而，问题就是相 关性。任何表外证券化都无法正常把握的一样东西，就是他们拥有的上万种不同抵押贷款 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上世界90年代期间，结构化金融始终是高度定制化的利基业务。 然而，2004年8月10日，评级机构穆迪(Moody's)把李祥林的高斯联结违约函数方程运用到 自己的担保债务凭证(CDO)的评级方法中。 CDO是一种结构性金融产品，最终证明是许多银 行的噩梦。之前，穆迪公司主张CDO必须满足一个多样性分值——也就是说，每个CDO都应 该包含不同种类的资产，比如商业抵押贷款、学生贷款和信用卡债务，还有很受欢迎的次 级债。这确实是一个标准的投资妙计，它避免了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从而规避 了风险。但李祥林的公式意味着，穆迪公司现在有一个能使公司判断风险相互关联性的模 型——而上述提到的妙计或许可以扔出窗外了，因为风险可以用数学确定性来进行衡量。 如果你知道你的篮子摔下的确切几率，你就没有必要用不同的篮子来装鸡蛋了。穆迪公司 改变方法几周之后，世界另一个大型评估机构标准普尔 (Standard & Poor's)也改变了自 己的方法。 单单由次级抵押贷款组成的CDO风行一时。使用奇特的高斯联结相关性模型，以及一些聪明 的表外架构，高风险抵押贷款被重新打包成具有3A评级的黄金投资产品。CDO市场迅速增长 。2000年，CDO发行总量达数百亿美元。到2007年，发行的CDO债券总价值达2万亿美元。而 随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希望将自己的资金投资于债券，使得借钱成本变得异常低，从而引 发了房价大幅上涨，给世界各国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 …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美国次级债住房市场开始出问题。2006年末，贷款违约率开始上升。 银行起初并不担心。它们的模式假设，美国各地的小规模违约现象互不相关。但违约现象 一直在出现。到2007年初，美国次级债市场明显出现了问题，到夏天，全美房产业主 开始拖欠抵押贷款。金融革命带来的便宜债务成本如此低，当初根本就不应该提供这种贷 款。而相关性模型依旧像在上世纪90年代那样描述房产市场，并没有预测到它最终成为了 “急剧膨胀的怪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模型的发展改变了它自己建模的现实的本性。 银行开始承受持有CDO带来的损失，数目令人难以置信。随着各大机构对彼此的偿债能力变 得担心起来，于是停止互相借贷。全球流动资金枯竭。问题从一个资产类别传染至另一个 资产类别，银行的痛苦蔓延至整个实体经济。突然，每一件事都变得高度相关起来。 李祥林的方程为何没能预测到这个情况的发生呢？问题是，这个方程假设：事件是围绕着 平均值——“正常”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保险精算学中，他的方程能充分抓住双重 结果，如生或死，但在混乱的抵押贷款和经济学世界里，他的方程不再有效。在这里，可 能出现的结果范围比面对保险公司客户时所要给出的那些结果范围来得更加复杂，无疑也 更具一定的随机性。市场——尤其是抵押贷款市场——和那些保险公司相比，更倾向于极 端相关性情况。心碎综合症死亡会引发富有诗意的联想，但预测心碎综合症死亡比起更加 乏味的市场相关性预测来要容易得多，因为后者永远是那么不可知。 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方程的弱点呢？有些人注意到了。畅销书《黑天鹅》(The Black Swan)讲述了采用联结模型时考虑不相关事件的重要性，该书作者纳西姆•尼古拉& #8226;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痛快淋漓地批评了定量金融学和李祥林的公式。“ 这东西就从来没有灵验过，”他说。“任何依赖相关性的行为都是江湖骗子做法。” 2007年，大卫•李（即李祥林）离开华尔街，回到中国。本文没有采访到他。但两年 前，即在金融体系崩溃前，他做出过警告：“很少有人理解模型的本质。”统计学和精算 学教授、李祥林在滑铁卢大学的导师哈里•潘尼尔(Harry Panjer)公平地看待了塔勒 布的指控和李祥林的观点。今年早些时候，潘尼尔告诉《多伦多星报》(The Toronto Sta r)说：“我们统计学界有个说法，‘所有模型都是错的，但有些是有用的。'”而大卫 226;李的模型在一段时期内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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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bler。。a little boring life
烘干机在run我的一些衣服，有一点点时间上来写两句。自从来东京之后就几乎断笔。不过其实也没有错过什么。周一到周五大多过着非常非常routine的生活。8点多的闹岭醒来，8点56左右到公司，打开3台电脑。一台电脑来计算一些东西，一台我用来写程序看网页和收发邮件，另一台相对快一点的用来交易日本和韩国两个maturity.由于我不是交易高频，也不是做market maker，所以日间其实不是特别忙，所以半个大脑处理市场，半个大脑研究新的东西。中午吃个饭回来，就要在3点之前把新的position调整好。比较幸运的情况是这时候赚了钱，又不需要太多调整。比较不幸的情况是，又没赚什么钱，有需要大量调整。有时候会在3点之前，鼠标在两个屏幕间4个市场上，近百个strike上狂点。。这时候打星际的时候锻炼出来的技术就发挥出来了。。不过还是有一两次fatfinger（trader的噩梦）。。
3点10分之后，大脑一片空白，然后休息片刻，看看HK市场，然后继续做研究。。有时候体力好，做到8点，体力差做到7点半。中间不断的check日本市场的evening session，看看欧洲人开始插手Nikkei，当然在美国开盘之前，欧洲市场就完全没有方向，可以不去care（hedge）。下班之后，大脑完全没有力气了，疲劳的走回去。。在便利店买点打折便当回去解决晚饭。上会网，就开始看bloomberg美国开盘。一般看到12点多，睡觉。。早上第一眼醒来打开bloomberg电视，看美国收盘。。
这样日复一日到周六早上，一般会去早稻田打回羽毛球。之后就看了。。有时候会有人组织活动，去参加，如果没有就在家睡觉。一般周末两天，至少有一整天是在睡觉看碟。3个多月下来，买了两次衣服，一次是刚来的时候，在原宿买了点二手衣服（真的很便宜），第二次是今天，3个月穿几乎同样的几件二手衣服和一双打折的鞋子，有点单调的过头了。。今天买了条号称给职业工人的裤子，的确比较durable。
周末bloomberg没什么好看的，看看别的台讲昆虫的什么的。觉得现实生活还是更有趣一点。。还有就是昨天赏樱花的确很美，尤其是皇居外，靖国神社那边的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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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
周六早上6点搭车去滑雪，在著名的度假胜地（我昨天以前不知道）轻井泽滑雪，晚上在当地泡温泉。12点回家睡觉。
周日早上7点多醒来，继续睡，然后10点多醒来，继续睡，12点醒来，吃点东西，看看电影电视剧，然后2点继续睡。。。晚上6点多醒来出去吃了晚饭，回来看电影看电视剧。。。。。宅了一天。。。。过一会又要睡觉了。。
滑雪，温泉，睡觉。。这个世界幸福的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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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年最后一笔
08年似乎发生了很多事情，如果说是一场噩梦，那么噩梦的开始是一个叫Jerome的31岁SGtrader，噩梦的最后是一个叫Madoff的老先生。前者在欧洲股指期货上大做文章，曾开动一个自动机自动购买，然后放下狂言“我下去抽支烟的功夫，future就能涨”，果不其然被他言重，道理很简单，他买的太多了，市场被他推上去了。我现在boss在巴黎时当年手下一个糟糕的trader做不下去改行做broker结果跟Jerome做交易，07年第四季度的bonus就有一个million的奖金。当然与年末的Madoff相比，jerome就成了一个诚实和谨慎的人。Madoff号称通过SP100指数的股票期权交易长期稳定小额的赚钱，果然借助前NASDAQ主席的名头，吸金无数，可惜SP100市场本身容量也没这么大，谎言也终究揭穿。在市场上少了一个叫Jerome的期货交易员和一个叫Madoff的期权交易骗子之后，亚洲多了一个勤恳老实的期权期货的小交易员，这是后话。
09年快要到了，无数人把自己的签名档换作对09年的期望，无疑这表达了大家对08年的失望。记得在07年末的时候，大家和现在一样，对08年充满期望，满心期待subprime过去，顺利就职，以及其他收获。但08年却是历史上少有的失业大增，股票暴跌，经济恶化并直接影响现实生活。和很多人一样，我很不幸的看到自己的努力成为泡影，因为另一些人愚蠢的风险评估，贪婪并不切实际的购房行为等。一个稳定的环境是，你知道自己的努力和工作所带来的价值，但现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所谓的fair value。本来已经逆水行舟，却最后一无所获的，一度情绪跌至人生低点，又受双重打击，所幸的是最终摆脱，write off所有压力，轻装上阵。回头看最低谷时表现的脆弱，虽然有些羞愧，不过我也原谅自己了，试问谁没有这样的时刻呢。所谓坚强，并不是要硬撑压力，而是要学会在不顺利的环境下知道自己能做和该做的事情，不后悔的做出选择，自然的接受后果（交易也是如此）。
对于09年，我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期待，也不愿往自己身上添加什么压力了。前面是怎样的，我不知道，可能依旧很难走，可能会有别的麻烦，who knows。至少我不认为改变世界或者改变个人的是我挂历上的一个8或者9这个数字（或者是平成20和平成21年）。日本年末经常会有所谓的忘年会，让大家忘记一年的辛苦，我也参加了一个这边一个中国人金融组织的忘年会。可还是觉得这一年记住的好，细细回想，有很多东西值得体会，现在就忘了，太早了。
许个短期的愿望，周五volatility跌吧。。我short的。许个长期的愿望，明年这时，人还在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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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啊。。。
明天去滑雪，日归（就是一早去，晚上回来）可能有温泉。
后天上班，大后天滑雪，订的去苗场（日语教程里描述过，也有温泉，边泡边看雪山）。2号回国3号参加一个同学的婚礼（错过了很多个同学的婚礼，这次是多年的同学，而且正好我能回的去）4号回东京，顺带带几本书回日本，6号参加日本证卷从业人员考试。8号知道成绩，而且也是option市场的maturity。9号去横滨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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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个瓶子
10分钟前，我已经脱了衣服躺在被子里了，睡意很浓，似乎已经无可阻挡。今天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周一，特别之处便是每周一会有人负责给我打算房间，回来的时候一起已经收拾的很完美了，包括丢在池子里的锅碗也洗好排放整齐了，不过对于忙了一天的我来说，今天只是想睡觉，根本没想到会坐在这里写blog。
不过正当要彻底进入梦乡之际，突然发现床头少了东西。瓶子，那个空的香槟瓶子。啊，糟糕！原来被误认为垃圾处理掉了。。。被我视为珍宝，不计其重量和体积的从巴黎背到上海再背到这里。2年半前，我给我教子授帽的时候，他从千人中（正好1千人）争来的一瓶印有x印记的香槟，几个人用军帽为盛器分饮后，我便像很多人一样留下了这个瓶子。
我无心去责怪那个帮我打扫卫生的人，她（或他）是在尽自己的本分罢了，如果我找管理人员，也要改天了，更何况明天还是天皇生日，大家放假（我不放假），且我能想象如果那个可怜的日本人拼命鞠躬道歉的样子只会反倒让我内疚。的确在我眼中视为珍宝样的东西，在别人眼里可能只是个普通的空酒瓶罢了。
睡意全无，而且圣诞要到了，不能让你这样离开。犹豫了一下虽然可能会看到这时可能已经粉身碎骨的样子，即使这样也要努力一下，还是爬起来跑到楼下垃圾房里在分类到瓶子这类中的框中翻找。所幸的是只是沾染了旁边酱油瓶子的痕迹，居然安好无损的躺在那里。小心翼翼的带回来清洗后摆放到不会再被误认为垃圾的地方。
经过这个敝帚自珍的小事故，突然想起似乎我也该给parrain写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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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v 